中国史前区域文化的发展构成了日后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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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文明先生於1987年提出“重瓣花朵”模式,指出史前文化格局中“最著名的是中原文化區,它以渭河流域和晉陝豫三省鄰接地區為中心,範圍幾乎遍及陝西、山西、河北、河南全境”。此大中原地區周圍有甘青文化區、山東文化區、燕遼文化區、長江中游區和江浙文化區,更外層還有福建、臺灣、廣東、雲南、西藏、東北、內蒙古、新疆等文化區,“整個中國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個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因為位居花心,“易於受到周圍文化的激蕩和影響,能夠從各方面吸收有利於本身發展的先進因素,因而有條件最早進入文明社會。”

中國史前文化的時空框架基本建立

80年代以前,當時確認的最早的史前文化——“磁山—裴李崗文化”等“前仰韶文化”僅見於黃河流域;歷史時期黃河中下游又一直是大一統王朝的中心,因此,“黃河中下游中心”或“中原中心”模式成為構建中國史前基礎的主導。1959年,考古學家安志敏即提出:“從新石器時代到金屬時代,黃河中下游一直是古代文明的中心。……這種悠久的文化傳統與不可分割的聯繫,奠定了中華民族古代歷史的發展基礎。”石興邦和嚴文明等代表性學者有類似表述。此模式第一次依據豐富的考古資料切實探討了史前文化格局和歷史時期中國的聯繫,對“先進”的黃河中下游文化影響和維繫四方的中心地位的強調,也樹立起以考古資料論證史前文化“一體性”的範例。

李新偉供圖製圖:蔡華偉《 人民日報 》( 2019年11月05日 20 版)

遼寧建平牛河梁遺址為紅山文化的祭祀聖地,1983年考古學家在這裡發現了大型石砌祭壇、數處積石冢和一座“女神廟”,出土大量精美玉器和神像,在國內外產生重大影響。

“多元”文化因密切交流而漸成“一體”

“中原”之外的重大發現將一個清楚的事實擺在中國考古學家面前:黃河中下游並非“一直是古代文明的中心”。周邊地區“前仰韶”文化的發現更表明中國史前各文化區有自己相對獨立、基本平行的發展道路。

1986年,受“區系類型”模式啟發的考古學家張光直借用“相互作用圈”概念,提出在公元前4000年前後,形成了範圍北自遼河流域,南到臺灣和珠江三角洲,東自海岸,西至甘肅、青海、四川的相互作用圈,並認為可稱之為“中國相互作用圈”,因為“這個史前的圈子形成了歷史期間的中國的地理核心,而且在這圈內所有的區域文化都在秦漢帝國統一的中國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整個中華文明起源呈滿天星斗之勢

山西臨汾陶寺遺址發現於20世紀50年代,1978年至1984年揭露出高規格大型墓葬,隨葬的彩繪蟠龍紋陶盤、玉器、鼉鼓等禮器所表現出的“禮制”和彙集四方物品的氣度,引發了我們對古史記載中帝堯功業的推想。

1986年,考古學家在浙江餘杭良渚第一次發掘到了高等級的反山墓地。它和瑤山墓地出土的琮、璜、璧、鉞的玉器組合震驚了學界,揭開了良渚古國的面紗。

1954年,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尹達即指出:“這些新石器時代的不同系統的文化,在一定條件下,就逐漸形成為中國古代史上的不同地區不同部落的文化。”明確了史前時代的文化格局和歷史時期多民族一體國家的聯繫。

通過對諸多考古現象的觀察,筆者認為,距今6000至5300年前後,中國史前各文化區不僅社會同步發展,地區間交流互動也進入新階段。各地區新涌現的社會上層為維護自己的地位和威望,構建出一個社會上層交流網,以之為媒介的禮儀用品和高級知識的交流在考古中得到證明,促成了各地區一體化的進程。各地區共享的原始宇宙觀、天文曆法、權力表達方式、喪葬和祭祀禮儀等均成為後世相關思想和制度的濫觴。區域間交流也促進了相關“共識”的形成,但各地區的社會複雜化進程各具特征:紅山文化和凌家灘玉器反映出強烈的宗教取向;大汶口文化和崧澤文化隨葬品豐富;西坡遺址反映的廟底溝社會則更註重大型公共建築和墓葬規格,無奢華隨葬品。這樣的局面正如“滿天星斗”。

2011年以來,陝西神木石峁遺址更是公認的“石破天驚”的重大發現,氣勢磅礴的石城、新異的石雕、砌入牆中的玉器促使學界鄭重思考西北地區在中國文明形成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上世紀50年代,河南陝縣廟底溝遺址發掘深化了對仰韶文化的認識;而西安半坡遺址的發掘則全面揭露一處仰韶文化早期聚落,為社會組織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資料。1977年發現於河南新鄭的裴李崗文化,是一處距今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填補了仰韶文化之前的空白。

中國史前區域文化的發展構成了日後中國古代文明的主要部分。經過70年的考古工作,史前各區系文化的主體日益明晰,這也是考古學家能夠從物質文化中看出各區域文化交流或衝突的根本原因。經過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發展,中國各區系史前文化的面貌日漸顯露出同一趨勢,直到夏商周為主體的中國古代文明興起之後,才逐漸改變。夏商周三代文明像一個滾動的雪球,越聚越大,文化的同一性也空前加強,最終為秦漢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

學術建設是在一系列重大發現的基礎上展開的。

1949年至1979年,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現已達六七千處,中國史前文化的時空框架基本建立。

進入新世紀,重大發現仍迭出不窮。這包括牛河梁16地點大墓、安徽含山凌家灘大墓、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祭祀遺跡和瓮棺葬玉器、陶寺天文觀測設施以及良渚城址和水利設施等已知遺址的新發現,也包括河南靈寶西坡仰韶文化中期大型房址和墓地以及江蘇張家港市東山村崧澤文化墓地等新發現。

面對新資料,考古學家蘇秉琦在1981年提出“區系類型”模式,將中國史前文化分為六大區系,強調各區系沿各自的道路發展,均曾出現“文明曙光”,整個中華文明起源呈滿天星斗之勢。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1980年至1999年是重大考古發現密集呈現的20年,一次又一次刷新了我們對於中國史前時代社會發展程度的認識。

如果說中國考古學誕生之初的主要目標是尋找中國文化起源,1949年後的中國史前考古學則將最宏大的學術目標確定為重建中國古史,即以考古學的方法論證,在史前時代,歷史時期綿延至今的多民族統一中國之“雛形”已經出現,“多元一體”的基因和“分久必合”的大勢已經形成。70年來,幾代考古學者對此初心未改,矢志不渝。

這些發現為中國的史前基礎的構建提供了更豐富的資料和更廣闊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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